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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流行的日子:惶恐与期盼

归档日期:04-20       文本归类:非流形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每天,透过政府定时公布的非典疫情通报,患病人数与怀疑受到病毒感染而被隔离者还在增加。与此同时,各地政府的防疫举措、投入的人财物力也迅速加码。在民间,惶恐、不解、认同、期盼等等复杂情绪互相交织。惶恐:非典侵袭农村

  向医卫界的朋友咨询后获知,非典疫情一旦在广大农村地区蔓延,全国抗非典的局面很可能处于失控状态。目前的农村,即便是在江浙一带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村,公共防疫力量几尽空白,万一农村地区出现成规模的感染人群,“七零八落”乡村公共医疗力量也不堪一击。

  中西部地区,公立医院一般只能维持县一级的正常运转,传统的乡镇卫生院因缺少投入及自身的体制弊端已基本呈“死亡”状态。作为“替补”,乡村私人诊所又不发育。即便有少量的乡村个体医师,一来他们的“合法性”问题常受到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质疑”,二来自身的医技也大有问题。

  在东部相对发达省份,乡村公办卫生院已有一部分卖给了私人经营。但就总体看,改制尚在进行时。就算是已改成私人乡村诊所的,也一时难以担当一线抗非典的大任。

  人民公社时期,我国有世界上最广泛的乡村卫生保健体系,赤脚医生是那个体系的支柱。公社消亡了,政府乡村公共卫生投资却没有跟上。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一项调查显示,进入改革年代,公共医疗保健责任(基金)被层层下放直到乡村,绝大多数的基层政府困于无钱投入,就是财政宽余一些的,恐怕也不屑投钱于此。最近的10年,国内总健康支出不断上升,去年达到480亿美元,但是,这些支出的1/4流向了京、沪、浙、苏等少数富裕省市,西部的7个贫穷省份只占到区区5%。

  没有大的流行性疫情,医疗资源分布的极度不平衡还好说,可一旦发生大的疫情,事儿就危险了。危机的确在大步逼近,听非典重灾城市的朋友电话告知,建筑工地暂时停了、宾馆息业了、部分企业也临时“放假”了,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外来工有大批返乡的可能,如不能有效控制,他们中的某些人,很可能带着非典病毒向国内广大农村地区扩散。目前对非典传播途径尚缺乏权威科学解释,农产品供应链是否会成为非典传播的“感染链”尚无答案。

  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抗非典政令,在各地总体落实是到位的。但也不可否认,在一些当前非典疫情较轻的地区,地方政府正面临着防控疫情与损失地方GDP的“痛苦”抉择:

  有个以实物交易市场发达闻名的“市场大省”,一些具休实物交易市场所在城市(镇)的百姓担心来自国内外的客商携带非典病毒而殃及无辜,纷纷要求地方当局暂时关闭市场交易,而某些有权下决心临时关闭市场的人则心存侥幸,自信本市场尚无非典出现,定时打点药水即成……

  殊不知,异地人口的大流动恰恰是任何流行病蔓延的一大载体,何况人命关天的非典乎!很显然,侥幸与地方“GDP情结”难以割舍很有关系。GDP有了,地方税收跟着有了,“政绩”当然水到渠成。只是,GDP对一个地方固然很重要,可百姓的生命安全是绝对的重要——人的生命高于GDP!理解:限制“自由”

  一位朋友参加广交会回来,即刻被有关方面礼貌地“留置观察”。我的同行,也有两位因工作接触被临时安排家中“休息”。在杭州和浙江的其它一些地方,因非典病例或怀疑与非典病人有过接触,而暂时失去“自由”的百姓很有一些。对照现有的《传染病防治法》,政府的做法可能有点儿“过”,但无论是我的朋友、同行都对此予以充分的理解。个人的“不方便”事小,控制疫情事大,关键时刻,百姓都知道抗非典之分量。

  然而,在报纸上网上都读到了批评政府限制“怀疑对象”人身自由的言论。作者引经据典列陈政府做过头的不当之处,我也毫不怀疑作者的善意立场,问题是自由是人权,生命权利更是人权,在今日这样的非常时期,控制疫情蔓延就是政府对民间、对百姓最大的人权保障!

  基于求证、求实的立场,民间百姓反倒希望政府根据防控疫情之需,采取更严格的“更不通人情”的限制“自由”措施,只有更大程度地“防”,才能收最大限度的“控”之成效。

  老实说,非典的出现虽是“天算”,但前期的防控工作是不够及时、果断的。因惯于掖着藏着捂着的流弊,使高层政府收到的疫情信息出现某些失真,也使疫情的迅速上达出现了“肠梗阻”,以至于一定程度上耽误了战机。

  此种流弊自从进入改革年代,欺上瞒下的恶疾有所改变,但离百姓之期待、离现代公民社会之基本要义仍相距甚远。远的不说,单就前一阵子辽宁海城数千名学生喝豆奶集体中毒事件,一瞒就是20多天!

  本次抗非典、卫生部部长与北京市市长同时丢官这件事,说明高层政府对治理“流弊”也痛下了决心。客观地说,政府一开始对抗非典的思想准备与物质资源准备不足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并非仅“流弊”一宗。但其它的问题都可以在“抗”的过程及今后加以改进,惟独欺上瞒下最不可原谅。因为,就算今后咱国家层层均建立起处置公共危机或其它社会突发事件的机制和物质准备,如果欺上瞒下之恶习不改,一切还是等于零!治“流弊”光靠“三令五审”不成,杀鸡儆猴的作用也有限。关键还得从完善权力的来源、推进民主与法治这两大源头环节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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